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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近些年来急剧下滑，从最高位2007年的14%降到今年第二季度的7%。这样的下降在相当程度上也许是正常的或者说是周期性的，但总不免让人担心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前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优势还在吗？如果在，究竟在哪里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有必要理解是什么造就了，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三十年里年均增长10%的发展奇迹。

　　中国经济真是体制优势吗？

　　不少人相信这个奇迹要归功于中国的强势政府积极干预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但二战结束至今七十年来，实行过类似模式的国家其实不在少数，却鲜有达到持续高速增长效果的，只有东亚地区是例外。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以为东亚国家(地区)在体制和政策上恐怕没有特别的优势——毕竟日本、东亚四小龙和中国大陆在各自快速发展的时期，所实行的政治经济体制都不尽相同。

　　即使有什么体制优势的话，也应该是很容易模仿和学习的，否则就不能称之为模式。很难想象，七十年来世界上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只有几个东亚国家(地区)发现了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和政策，其他国家不仅没有发现，连模仿都不会，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呢？

　　战后经济发展的奇迹只出现在东亚国家(地区)应该不是个巧合，如果不是体制的原因，也不太可能是地理、气候的原因，那就只能是人的原因了。众所周知，东亚人民历来崇尚勤俭、重视教育和学习——也许正是这个起源于中国的共同的文化，使得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物质资本、尤其是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以及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能力上，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

　　文化影响经济的观点要追溯到社会学的老祖宗马克斯韦伯，虽然他的新教伦理导致资本主义在西欧兴起的著名论断或许不完全正确，但是他所特别强调的文化价值——勤劳和节俭——有利于经济发展这一点应该没有多大争议，而这恰恰也是中国(东亚)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社会学家和其他文化学者早在1980年代就提出儒家文化是产生东亚经济奇迹的重要原因，但是经济学家的职业习惯，让他们不愿意承认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毕竟，如果中国文化那么有利于经济发展，为什么我国的经济腾飞只是发生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呢？

　　确实，再好的文化也只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有利条件，没有好的制度和政策也无济于事。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显然是中国得以快速崛起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但我们也不能无视的是，许多同样实行了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实现经济的腾飞！

　　事实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从1980年代以后都推行了私有化、市场化的经济改革，然而，无论是拉美还是非洲国家，过去二、三十年的增长速度并没有比1980年代市场化改革之前更快，事实上还更慢了。

　　不管是制度还是文化，最终都是通过影响一个国家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技术进步的速度来影响经济增长的。中国文化中与经济增长直接相关的价值取向其实只有两个，一个是勤俭，一个是重视教育，前者涉及物质资本的积累，后者涉及人力资本的积累，也涉及技术进步的速度。

　　中国人有多勤俭？

　　常常有人说中国经济发展好是因为中国人特别勤劳。但是勤劳本身其实只影响到产出的水平而不是产出的增长率。一个勤劳的农民比不勤劳的农民每年可以多打点粮食，但如果没有积蓄，照样不会有增长。勤劳只有与节俭结合起来才会导致经济增长。用经济学的语言讲，勤俭的作用是提高储蓄率，而储蓄是资本积累的前提，储蓄率低的国家资本积累速度也慢。(那些主张中国应该转向消费驱动的增长模式的人有必要温习一下基本的经济增长理论。)

　　勤俭持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这一点应该没有争议(如《左传》云：“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但别的国家的文化真的不如中国更强调节俭吗？

　　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的结果，东亚人民对节俭这个价值观的传承似乎确实更加重视。该调查中有一个问题是：“您认为在家里培养孩子学习下列哪些品质更重要？”要求在十一项品质里选五项。在历次调查有数据的六十个国家(地区)中，韩国、台湾和中国大陆的被调查者中认为，培养孩子节俭的品质更重要的比例都是名列前茅的(历年平均的比例分别是61%、58%和57%)，中位数国家的这个比例只有35%，最低的国家尼日利亚的比例只有12%。

　　东亚人民不只是口头上重视节俭，实际生活中储蓄率也的确比较高。除了少数以石油为主要产出的国家以外，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和新加坡的国内总储蓄率，在过去三十年里一直都是全世界名列前茅的。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东亚和太平洋地区过去二十年(1993-2013)的平均国内总储蓄率最高，达到42%，中东和北非地区是27%，南亚24%，拉美和加勒比地区19.5%，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只有17%。

　　高储蓄可以加快物质资本积累的速度，但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不是经济长期增长最主要的动力，人力资本的作用可能更加重要。从广义上讲，人力资本包括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健康乃至价值观，但经济学家在衡量人力资本时，通常只用教育水平作为指标。人力资本既有直接增加产出的作用，更有促进技术进步的作用。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主要取决于学习已有技术的能力，这就对人力资本水平有一定的要求。教育是提高人力资本的最主要的途径，而东亚国家特别重视教育这一点几乎是世所公认的事实。

　　中国人有多重视教育？

　　不过，从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以及人均受教育年限来看，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都并不突出。然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虽然在过去几十年里用于公共教育上的支出不断增加，人均受教育年限也有显著的提高，但经济增长速度并没有因此而加快。所以，有学者指出，教育质量才是经济发展的关键。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哈努谢克(Hanushek)和德国慕尼黑大学的沃斯曼(Woessmann)两位经济学家利用国际性的(中小学)数学与科学考试成绩的数据，构建了一个具有可比性的七十多个国家的所谓“认知技能”(cognitive skill)指数，通过比较各国同龄的学生在相同的受教育年限里所获取的知识和技能的多寡，来衡量各国教育质量的高低(见表1)。

表1表1

　　他们发现，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与其认知技能指数高度正相关。根据他们的数据，所有东亚国家(地区)的这个指数都名列前茅，更是遥遥领先于所有发展中国家。

　　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日本是二战之前实现工业化的唯一的非西方国家，为什么二战之后除少数欧洲(包括以色列)和盛产石油的中东国家以外只有东亚四小龙成功加入到了发达经济体的行列，以及为什么过去三十多年里中国成为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表1. 部分国家(地区)认知技能指数

　　其实，不只是中国(东亚)的学生在国际考试中成绩突出，就是生活在西方国家的以华人为代表的亚裔学生的学习成绩也特别优秀。这是为什么呢？是亚裔学生天生就更聪明呢，还是他们学习更加勤奋呢？

　　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谢宇教授和他的合作者在2014发表的一项重要研究中发现，亚裔美国学生的学习成绩超过白人学生的主要原因不是智商更高，而是更加努力，而这又与亚裔家庭的文化有关，亚裔家长更相信后天的努力而不是先天的智力对学习成绩的影响。

　　从中国文化上来看，我们确实更加强调勤奋，而不是天资。天道酬勤、勤能补拙、业精于勤等成语都是讲的这个道理。悬梁刺股、凿壁偷光、囊萤映雪等典故也都是褒扬刻苦学习的品德。这种强调勤奋学习的文化最终就会体现到孩子的学习压力上。

　　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11年的一项多国(21个国家)民意调查的结果(见表2)，中国的受访者中有68%的人认为家长给孩子的学习压力太大——这个比例在所有参加调查的国家中是最高的；只有11%的人认为家长给孩子的学习压力不够。

　　美国则刚刚相反，只有11%的受访者认为家长给孩子的学习压力太大，而有64%的人认为家长给孩子的学习压力不够。

　　这并不是因为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人口多竞争激烈、生活压力大，其他人口密集的发展中国家的家长给孩子的学习压力比中国就要小得多，例如巴基斯坦、墨西哥、印度尼西亚的这个比例只分别是32%、20%和13%。

　　日本虽然早已是发达国家，但学生学习的压力也还是很大。根据皮尤中心2006年所做的类似的调查，日本的受访者认为本国家长给学生太大学习压力的比例也高达59%。

表2表2

　　看来真的没有免费的午餐！谢宇教授和他的合作者的研究也发现，来自家长的期望和压力虽然使美国的亚裔学生更加用功、成绩更好，但并不更加幸福。事实上，亚裔学生比白人学生心理健康程度相对更低，与父母的关系也相对更加疏远。同样，中国的众多学子也在埋头苦读中牺牲了青少年本应享有的快乐时光。

　　除了儒家文化以外，犹太文化也以重视教育著称。犹太教在两千年前就规定所有的父亲都必须在儿子六七岁的时候送他们去上学，让孩子们学会阅读希伯来圣经，犹太人也因此成为近代之前识字率最高的民族。

　　基督教新教文化也颇重视教育，因为马丁·路德在五百年前发起新教改革运动时就要求每个基督徒能够自己阅读圣经。

　　儒家文化、犹太教和基督教新教文化使得接受教育、勤奋学习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规范，而不纯粹是家庭和个人的自由选择。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殖民统治之前没有书面语言，更谈不上学校教育和考试制度，当然也就不可能存在重视教育的传统文化。

　　儒家文化对教育的重视并没有让中国成为现代科学的发源地，恰恰相反，科举制度以及专注于儒家经典的教育也许是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重视教育的文化精神一旦用到学习现代科学技术上，其所迸发出的力量已经使中国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就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这一点与犹太人的情况颇为相似。犹太民族对近代科学革命并没有什么贡献，但是他们一旦将学习的热情从宗教经典转移到世俗的科学技术上，一两代人之后就开始在各个领域崭露头角。可以预期，几十年后，世界一流科学家的名单里也会有众多中国人的名字。

　　推崇或批评中国模式都高估了制度的作用

　　既然中国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不在于中国实施了什么有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体制和政策，而是在于中国传统的勤俭节约和高度重视教育的文化，那么无论是推崇还是批评中国模式的观点都高估了制度的作用。

　　没有改革开放以后所形成的基本的市场经济制度，没有稳定的政治局面，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固然不可能发生，可是与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的优势并不完全在制度上。经济政策和体制的变化当然可能会影响经济增长，但在大体正常的(非极端的)制度环境下，文化上的比较优势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可能起了更加根本性的作用。

　　也就是说，给定同样的体制、政策和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由于文化的优势会比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增长更快。毕竟，即使是7%的增长率仍然是世界领先的发展速度——世界经济总量的增长率只有1%，所有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的增长率也只有3.5%。

　　由于文化优势不会在一两代人内消失，我们有理由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前景保持乐观，也有理由相信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也会像其他东亚经济体一样顺利加入到发达国家的行列。